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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对传统家礼的扬弃与更新


作者:    发布时间:2015-12-15 09:18


  从17世纪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开始了向现代社会转变,如何在保存传统的同时适应现实,成了新的问题;家礼也在新旧传统的争执过程中,日益引人关注。但中国传统家庭的结构未变,家礼的传承仍然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氛围,因此新旧融合,甚至更生出新意并不十分困难。这在礼仪和礼义两个方面都有体现。

  事实上,回顾历史上家礼传承演变的历史就知道,类似的调整和变革一直是传统家庭礼仪的必修课。而在许多重要的关节点上,总有那么几位先行者成功地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使家礼不仅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中,反而随着社会的革新而显出新的生命力。

  翻看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实业家周学熙的《周学熙家语》(也叫《止庵家语》)会发现,他对子孙读书的事情非常关注,经常提“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的话。他说无论家境是否富裕,不读书就无以在社会上立足;如果家境好,可以买书延请家庭教师,要是还不读书,没有立身的资本,实在是天地间的罪人!

  周学熙在对读书的具体设计上,已经显现出时代变革之后的面貌了。他说首先应该读的,当然是圣贤的经书格言,其次是有实用性的书,例如论事、通讯、与人交接这些每天都要用到的文字。西文也是必学的,因为是如今“治事所需要”,但只能作为中文学习的辅助。而且,这正课、辅课,每天都要看、读、写,兼而有之。

  此外还有关系到个人性情培养和作为交际应世媒介的楷书、图画、测绘等等。在周学熙来看,不论是学习模型图案、建筑图案,还是美术绘画,都是内可怡情,外可应世的训练,每天都要积累。

  他对子侄们的要求是立定志气,选择课程,以五年为期,每天都不许间断。之后,一定会有所成就,不仅外人会刮目相看,自己的体验也会跟流俗鄙夫有所不同了!

  为此,周学熙为子侄们规定了日常起居的时间表。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十小时是入寝盥洗,还有四小时用餐和休息,这样至少有十小时可以用来专心做功课。这主要的四门课业是:

  一、主课四小时,学习传统的儒家经典如《四书》和《诗经》,以及《朱熹全集》等格言,还有《资治通鉴》等政治书。

  二、正课二小时,读古文和古人往来的公文书信等,此外是银行学、商学中挑一门。

  三、辅课二小时,包括西文的阅读和翻译。

  四、余课二小时,学习楷书和图画。

  周学熙说,这四门课可以斟酌着排先后顺序,不一定要主、正、辅、余的次序,但要以不缺课为准绳。如果家中有应酬或家务,只能用休息时间,不能影响这四课。

  对于政治书的阅读,周学熙还补充提了三点需要切实关注的内容:用人、理财和治军。对这些课业,光看不行,书中的句子要熟读,还要分类做笔记。要多准备空白本子,按照“义理精”、“制度善”、“文笔佳”、“词句美”这几条标准记录下来,中文、西文都应该如此学习。(《周学熙家语》,乙丑四,1925年)

  日常起居要每天六点钟起床,不能因迟起而伤身败家。早餐要清淡,不要过饱。餐后读《朱子全集》一小时,温习古文诗一小时,写楷书一小时。午饭后温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学经典,精读《资治通鉴》。晚饭后从七点钟开始,看历史上的治家格言一小时,包括《近思录》、《颜氏家训》、《呻吟语》、《菜根谭》等。十点钟就寝,之前还要静坐一小时休息身心。平日里要注意戒滥涉,戒多言,戒妄念。(《周学熙家语》,丁卯九,1927年)

  从周学熙既重视经典的阅读,也留意西文的学习,还注意商科、银行学的新事务来看,家庭礼仪中传统因素和新元素的交融并不显得冲突,各自的主次位置也非常明确,遵从者也有章可循。

  其实,传统和新事物两厢杂陈的情形在当时社会非常普遍,两者协调也并未见尖锐的冲突或矛盾。我们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婚礼上,就能看出这传统与前卫的融合。

  面对当时已经兴起的西式婚礼风潮,家长是这样要求的:对比欧美各国婚姻,虽然婚事可以由男方直接向心仪的女子当面提出,但也得自己考量是否有婚姻的资格,看对方是否愿意。否则,被拒绝了,岂不尴尬!若女方接收了请求,男方要禀告父母亲长,向女方父母亲长正式送求婚书。但有趣的是,如果双方已经达到了自由结婚的年龄,可以不受此环节约束。

  在双方父母亲长允许之后,女方可以邀请男方宴会,或者约会游园,也可以接受订婚男子的保护,甚至代谋一切,包括经济资助。订婚时,男方只赠给女方指环就行。之后是以阳历参考的婚期,举行婚礼的时间多在下午三点钟以前。

  在婚礼上,这时已经有了新娘倚着父兄亲长的右臂,直上礼场后,坐在新郎右侧的环节了。结婚的证书规定要用官纸,新人依次填写,证婚人宣读、签字,而后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缓步而出。

  之后是婚宴,除了吃喝的酒食以外,还要由新娘亲自持刀切饼,分给来宾,这饼叫作“新娘饼”。而后,新人和宾客互相贺答,有时还要讲些有趣的故事,以助兴致。最后是新人更换服装,开始蜜月旅行。(《(湖南湘潭谭氏)婚礼新制则要》,1933年木活字本)很明显,这一流程跟现在流行的婚礼程序,差别已经不大了。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婚礼来看,一方面当时人觉得古礼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斟酌损益;另一方,强调要遵从“礼之所宜”的原则,使调整后的婚礼“不泥不悖”。就是既不违背传统家礼,也不泥古。这要求并不简单,但即使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里,兴除传统家礼,还是要以溯古迎新为基础。

  当然,将新元素融入传统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首先被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是形式上的变化。清初的朱永纯就注意到了推行家庭教育的难度,于是改用格言的形式写家训,名叫《治家格言》。这本书篇幅不长,才525个字,却流传极广,在民间被制成了匾额悬挂。也许是沿用了这种文字少、形式活泼却效果好的做法,晚清的张寿荣也用韵语写家训教育儿子,名叫《成人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都不简单,讲的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为了追求形式统一,韵脚一致,作者还加了注释,好让年轻的读者理解。这篇400多句的家训读来朗朗上口,流传也非常广。

  我们对中华传统家礼文化,不难形成这样的看法:家礼是中国历史上通行的家庭礼仪,在狭义的冠、婚、丧、祭以外,还有内容更广泛的家内训导、劝诫以及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但在颜之推、司马光、朱熹和之后数量众多的家礼著作规范家庭礼仪的同时,社会上的家礼实践,一直经历着调整和变革,以适应人情和社会实况。这与家礼的规范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究其根本,就是家礼要“从宜”的根本原则。“从宜”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有秩序,也更文明、发展,这跟礼是互相表里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复杂,人的生活也日益多样和多元,难以整齐划一,但以人为本、合乎其宜的要求却始终不过时,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给了我们许多这样的例子。(解扬    转自:中纪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