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故去的父亲曾经担任单位的一把手，大大小小是个领导干部。在我童年记忆中，一年四季，家里就没断过来访者。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就连座机电话，也只有单位办公室才能安装。因此，要寻人办事，就非得找到对方单位或是家中。到单位，要寻之人不一定有时间接待。要开会，要出差，或是早已被各色人等围得密不通风，自己的要求怎么能堂而皇之在大众面前宣之于口呢。于是，很多人在辗转之下，通过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介绍、带领，直接上门围追堵截。如此一来，我家几乎日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既上门，总不能两手空空吧，于是，各种礼品也纷至杳来，鸡鸭鹅、烟酒茶、糕点、糖果，甚至大米、红薯，种类繁多。人来，都是父亲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秉着上门即是客的原则，我家的饭桌上总是有我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各种客人。饭菜不够，母亲会让我拿着日益单薄的饭菜票，嘱我赶快去楼下的食堂买上两个好菜，招待客人嘛，总要像样。我记忆中曾经最为夸张的一次是一顿饭的时间，我家来了四拨客人，我几乎是连续不断地跑了四次食堂，掏干了母亲抽屉里为数不多的饭菜票，甚至，连食堂的大盆菜都被我买得见了底。然后，客人吃饱喝足要离去，母亲就把对方所携之物的价值大致估算，然后，再准备一份价值略高的物品，再经过几番推脱拉锯，再有言辞恳切的嗔怪之后必得使对方收下，来者才终于告辞而去。如此这番，那些被我觊觎的精美糖果、糕点一直都只能是母亲暂时保存的替换物。而更令人气恼的的是，乡下的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所送的各类乡土出品，必然母亲得以高价用现金“收购”。不管这些客人最后所请之事是否在父亲原则范围之内办成了，抑或在原则之外办不了，总而言之，我家吃的糖果糕点马上要过期而失去了等价交换价值的，我家的土特产是高价买来的。年幼的我，一直不明白，父亲是局长，母亲是校长，为什么我没有别人家的孩子总有的新衣服，为什么我家早餐桌上只有食堂卖得最便宜的馒头，而没有个儿大皮薄的肉包子，为什么母亲总是数着他们微薄的工资而愁容满面。
记忆中有一件趣事，这件事，在外婆早已故去而父亲还尚在人间的时候常常被我和母亲拿来打趣父亲。那是一个工作日，父母都在上班，我在上学，家中只有没念过书的外婆在操持家务。忽有不速之客登门拜访，外婆也知道来人是找父亲办事的，客气地请人去单位。结果，这位客人不管不顾，只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一个信封，然后就匆匆而去，留下发懵又无奈的外婆不知所措。等到父母下班，外婆忐忑地交出信封，又尽力描述当时情景。打开信封，一贯好脾气的父亲黑了脸，原来信封里赫然是人民币两百元！父亲把信封和钱塞给妈妈，怒道：“谁收的，谁去还！”任劳任怨打理家务的外婆傻了眼，老人家回到房间，坐在床头默默垂泪，妈妈即刻化身救火队员，安慰外婆。外婆委屈地诉苦，“这人是谁啊？他住哪儿啊？我一个小脚老太婆上哪儿去找他啊？”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还是父亲自己多方辗转，找到当事人，奉还了信封。每每我们当成趣谈说起此事，父亲都面露愧色，那是他对外婆的愧疚。外婆为我们家付出良多，对辛劳工作的女婿也是既理解又心疼。而父亲对外婆也是既敬重又感激，素来一家人都是和睦相处，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外婆发脾气。我想，父亲一时情急之下的口不择言其实也是他正直廉洁的写照吧。
母亲有一个亲表妹，父母早亡，在一众亲戚的资助下终于考上师专。毕业后，本想凭借着表姐夫的关系自然可以留在市里工作。可父亲完全按照当时国家对于师范生“优生优分”原则，把留在市里的名额给了同样出生贫苦的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而我的表姨也就只能去农村任教了。后来，这位表姨和我们一家来往很少，母亲曾屡次去她家看望她，可表姨直到父亲去世时，也都不曾再来过我家。
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父亲身上再是平常不过了。他曾说，凭什么我的亲戚就不能在乡下教书，老百姓的子弟就不能进城工作？父亲一生的工作处事原则都是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先，以人民的利益为先，以法律和道德的准绳为先。而在我小时候所不知道的地方，父亲让母亲拿出本就不多的存款，资助老家穷困乡邻的孩子读书，而他却从未主动提及，甚至连他自己都早就忘却，是多年后一些偶然的机会，一些受益者主动上门看望早已退休的父亲，我们和父亲才恍然。
父亲出生在解放前四川的一个最平凡的乡村。他的父母都因为积劳成疾而早逝，父亲的家庭也就沦为了那个苦难岁月里的赤贫之家。是长姐用自己的辛勤劳累把年幼的弟妹拉扯长大。解放后，父亲和他的兄长、妹妹都因为共产党的政策而获得了读书上学的机会。幸而，兄妹三人都勤奋上进，从学校毕业后也都一一踏上工作岗位。尤其是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品学兼优，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常对我们回忆他当初的学习、工作历程。从他的言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于党的感情。他无数次地在饭桌上、在闲谈时感慨：“如果不是共产党，我一生都可能就是一个农民，我大概也永远走不出我家乡的那个村子。所以呀，我的一切都是党给我的。”这些话我也听了无数次，每当父亲又喋喋不休地念叨时，我总是有些不耐烦。可在父亲故去多年以后，我反而会时常想起，想起这些平常的话语。父亲并不是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地表白，他只是在他的孩子面前将他的真情实感一一道来，他只是想用他最真实的经历教育他的孩子应该怎样做人、做事。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经常出差，而他常去的地方大多是年幼的我不曾听闻过的偏远山村。那些散落在泥泞乡村的学校，父亲几乎无一遗漏地一一走过。他每到一处，就切切实实地调查研究，能够就地解决的问题也绝不拖泥带水。在父亲退休多年后，一位省重点中学的校长无意中知道了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时，激动地给我讲述当初我父亲下乡去到他曾经任教的偏远乡村中学，他向父亲直言学校的困难，而父亲在了解的实际情况后，没过多久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位校长回忆说，这真是让他没想到啊！他本觉得自己位卑言轻，从市里来的大领导怎么可能就因为他的一番话就真的能够认真调研，而且还雷厉风行地解决了呢？这一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也让他一直铭记于心。分别时，他万般嘱咐，让我一定要向父亲代为问候。此时，我才真正从心底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为父亲而自豪！并非因了他曾经的官职，而是因为他踏实地为党和国家工作而获得的尊重。
父亲的一生，有过苦难而多舛的童年岁月，有奋发图强、勤奋好学的青年时光，有踏实肯干、廉洁自律的中年韶华，也有内心平静、无愧于家于国的晚年光景。父亲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无数次感慨，自己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他用自己平凡又朴实，正直又廉洁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践行了他自己的，也应该是所有党员干部的信仰。
春深花落的时节，想起了父亲。正如我们留不住春天一样，我也留不住父亲。我并不害怕春天的逝去，因为我知道，春天播下的种子深埋在泥土里，它会生根发芽，它会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正像我并不害怕父亲的故去，血脉相连的爱在我们彼此生命里永远也不会逝去。我分明感到父亲还在我的身边鞭策我、鼓励我、引领我。
（文/李爱平 该文入选第八届高校廉洁教育系列活动“廉心文语”校园征文优秀作品，全国仅1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