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
华夏民族精神，若用一个字去描述，就是“大”；用两个字去描述，是“大人”；三个字，是“大丈夫”；四个字，是“大心体物”；六个字，是“先立乎其大者”；十一个字，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中华文化中“大人”与“小人”之区分，也许并不固定于一个或一层；但如此之区分本身，却是固定的。换言之，中华文化中之“大人”理想，是不可动摇的。
中华文化之“大”
我们翻检中华文化史，最刺目之文字，就是“大”。孟子讲“天道荡荡乎大无私”，是在“无私”之前加一个“大”字；孟子又讲“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是在“体”之前加一个“大”字；孟子又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是在“人”之前加一个“大”字；孟子又讲“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是在“勇”之前加一个“大”字；孟子又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在“丈夫”之前加一个“大”字。
荀子讲“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是在“孝”之前加一个“大”字；《大学》讲究“国治而后天下平”，是在“学”之前加一个“大”字；《礼记·礼运》讲“人人为他，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大同”，是相对于“人人为己，天下为家，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之“小康”而言的，是在“同”之前加一个“大”字。
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之“小乘”佛教，在中土不易扎根，融入中华心灵者是讲究普度众生、大慈大悲(它完全不同于一般“慈”、一般“悲”)之“大乘”佛教，可见出中华对于“大”之偏好。
张载讲“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是在“心”之前加一个“大”字；管仲讲“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又说“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是在“德”之前加一个“大”字；《礼记·中庸》讲“大德者必受命”，又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也是在“德”之前加一个“大”字。
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庄子讲“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是在“道”之前加一个“大”字；唐代医圣孙思邈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是在“医”之前加一个“大”字；朱熹讲“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是在“本”之前加一个“大”字；清初颜元讲“常以大人自命，自然有志，自然心活，自然精神起”(《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是在“人”之前加一个“大”字。
中华文化中，不是所有东西之前，都可以加“大”字；但确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字相联。
“大”字并不是随便可以添加的。如“大德”、“大道”等等，在中华文化中，有其特别含义。再如“大孝”与“孝”就有很大不同，“大孝”是讲原则、有条件，“孝”则未必。又如“大学”，就跟“学”有很大不同，数理化等具体科学，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就只是“学”或“小学”，而非“大学”；“大学”是治国平天下之学问，是要具有普度众生之情怀的。
又如“大勇”，亦不同于一般之“勇”。一般之“勇”只是“匹夫之勇”。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那才叫“大勇”；敢于承认自己心中之不直与不义、敢于向低下卑贱之人表示诚服，那才叫“大勇”。
同理，父慈于子只是“慈”，以慈己子之心慈他人之子，那才叫“大慈”；“大悲”亦然。行得正，有志向，是“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换言之，时时处处与“天下”挂钩，那才叫“大丈夫”。
“父母生成我此身，原与圣人之体同，天地赋与我此心，原与圣人之性同。”(《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不明此理者，只是“小人”：“小人”是既“辜负天地之心”，又“辜负父母之心”；“大人”不然，“大人”是“能作主”、“敢作圣”的，是深信“圣人是我做得”的。
“大人”精神何谓
“大”字不可随便添加，“大”字之于中华文化，有其特别深意。
关于“大人”与他人之关系，墨子有清晰之论述。他以“兼士”（“兼士”相对于“别士”而言）为“大”，以为“兼士”之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对亲友之衣食住行生死等关怀备至；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又以为“兼士”除了“视人如己”，还重功利，不过功利并非个人私利，而是指“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有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有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兼士”“法天”，是“大”；“视人如己”，是“大”；“厚乎德行”，是“大”；“辩乎言谈”，是“大”；“博乎道术”，是“大”；“重功利”，亦是“大”。
墨子又以“兼君”为“大”（“兼君”相对“别君”而言），认为“兼君”能“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做到“退睹其万民，饥而食之，寒而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能做到视人如己，“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
关于“大人”与政治之关系，孟子有十分清晰之论述。他称“大人”为“大丈夫”，认为“大丈夫”是“道德人”与“政治人”之一个综合。在政治上“大丈夫”一定要谋求官位，因为他不谋得官位，便无以施展其抱负，便无以表现其“大”。
孟子有“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之言，表示“位”对于“士”、对于“大丈夫”有相当重要性。“大丈夫”之本职工作就是“治人”，“大丈夫”不做官便无以“治人”，一如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便无以生存一样。但与此同时，“大丈夫”又决不贪恋官位，因为他做官不是为了谋生，更不是为了发财。
“大丈夫”之“大”，正在于他是不谈“利”字的，谈“利”谈“财”之丈夫不是“大丈夫”，谈“利”谈“财”之官不是“大官”。“大丈夫”做官，是要做“大官”，他做“大官”之惟一目的，是施展自己之政治抱负，“利”与“财”是永远不计较，也永远不值得计较的。
孟子有 “仕非为贫也，……为贫者，……抱关击柝”之言，告诉你若为“脱贫”而做官，就做一个守门打更者（“抱关击柝”即守门打更）算了，或者做一个“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牲畜管理员)之类小官算了，千万别去做“大官”。
孟子又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之言，告诉你若为“脱贫”而做官，计较“利”与“财”，同时却又高谈理想，那是一种罪过；在君主身边、朝廷之上做“大官”，同时却又不谈政治理想，或虽谈却无力实现之，那是一种耻辱。“位卑而言高”，不是“大丈夫”；“位高而言卑”或“位高而道不行”，也不是“大丈夫”。“大丈夫”之“大”正在于他既要“位高”，又要“言高”或“道行”。
孟子又有著名的“所就三，所去三”之做官原则：待之有礼，说话算数，就去做；待之虽有礼，但说话不算数，不去做。此其一。退一步，虽说话不算数，但迎接时恭敬有加，就去做；不再有礼了，就离开。此其二。再退一步，饥寒交迫时能表示理解，并有接济，也可以勉强去做，不过只是“免死而已矣”。此其三。
总之“大丈夫”不贪恋官位，就是有条件地，而不是无条件地去做官。这就叫做“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
“大人”与华夏民族精神重建
关于“大人”与天地之关系，哲学家冯友兰亦有清晰之表述。他称此为“天地境界”。认为具此境界之“大人”不仅能明了社会之全，更能明了宇宙之全；他是社会之全之一部分，同时又是宇宙之全之一部分；他贡献于社会，同时又贡献于宇宙；他于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同时又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
他之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身不过七尺，却可以“与天地参”；寿不过百年，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此处冯先生不过是总结中华文明中之“大人”理想，并没有作过多发挥。孟子“至大至刚”、“上下与天地同流”之言，是“大人境界”；其“居天下之广居”、“富贵不能淫”等言，亦是“大人境界”。《周易》系辞“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言，是“大人境界”；庄子“游心于无穷”、“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等言，亦是“大人境界”。
中华文明之“大人”理想，包含着四个不可缺少之层面：第一步，突破自我之局限，放弃自我中心；第二步，突破人类之局限，放弃人类中心；第三步，突破地球之局限，放弃地球中心；第四步，突破外物之局限，放弃外物中心。
此等理想也许只是一种“乌托邦”，然其对于“急功近利”之现代社会，却可以是一剂苦口良药，有利于当前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提升以及民族精神之重建。具体讲来，有如下意义：
第一，可以在时间上延伸人类之视野，促成人类目光之“远”，认识到除了“现在”、“当前”，还有一个“将来”与“永恒”，让人类多少也在乎一点“天长地久”；第二，可以在空间上拓展人类之视野，促成人类目光之“大”，认识到除了“家”、“国”、“地球”，还有一个“地外”与“宇宙”，让人类多少也懂一点“辽阔无边”；第三，可以在精神上提升人类之境界，促成人类心胸之“广”，认识到除了“名”、“利”，还有“头上星空”与“他乡云彩”。（张耀南 转自：中纪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