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工商局前党组书记、局长黎圣喜，2010年8月7日被发现一丝不挂地死在一个年轻女子家中的床上。后来，有人给他赠送了一幅挽联，上联是：赤条条来，深入裙中，海棠树上梨花颤。下联是：光溜溜去，坚韧不拔，牡丹花下黄牛归。横批是：畜生入死。据说，家属要求法医给个好听一点的死因作为横批，法医挥笔：舒服死了。
    关于腐败的原因，存在着三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缺乏民主，二是认为没有法治，三是认为文化才是问题所在。迷信这三个理论的人非常多，这三个理论分别叫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我们真能一口气就否掉这三个粉丝众多的观点吗？有理不看人数，粉丝众多只能表明意见集中，但意见不是事实，意见更不是真理。要被分析的是腐败的原因，不是反腐的意见。证明观点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例外。99个例子也许能证实一个观点，但1个例外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
    我们先来看民主决定论。许多人以为，中国腐败是因为民主不健全，民主健全的台湾就比大陆廉洁。“透明国际”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确实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明显低于台湾的5.6-6.1。有一个推进民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自由之家”，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被它认为与台湾相近，都属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却都非常腐败，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分别是2.7-3.5、2.7-3.0、1.9-3.0，通通比中国大陆还差。属于民主国家的墨西哥和菲律宾，“廉洁指数”也比中国低（3.0-3.6，2.3-2.6），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确立民主的国家海地，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居然只有1.4-2.2，成了彻底推翻民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法治决定论本来是用来反驳民主决定论的，因为民主决定论确实经不住这么多例外的考验。法治决定论者最得意的例子是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民主，但廉洁程度却举世闻名，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高达7.9-8.4和9.2-9.4。有一个推进法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世界正义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认为与香港和新加坡相近，可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印度比中国大陆还腐败。印度就这样成了彻底推翻法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文化决定论认为，腐败是由“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腐败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很腐败。同理，印度、印尼、海地都腐败，因为他们的“国民性”也很腐败。可是，文化决定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可这些地方都比中国大陆要廉洁得多。所以，能够彻底推翻文化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不是1个，而是4个。类似的反例还有南北朝鲜的鲜明对比。
    问题来了：这3个理论的“判决性反例”都那么无可辩驳，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迷信者却依然那么执迷不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事情的真相，他们关心的是改变社会的某种愿望，他们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强化自己不满情绪的反现实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愿望主宰的动物。
    民主决定论只看台湾、不看海地，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民主的愿望，不是腐败的原因。法治决定论只看香港、不看印度，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回避民主的愿望，不是探求腐败的原因。文化决定论只看大陆、不看港台，因为他们的文化观念里根本就不包含制度的因素；文化决定论不能认识到：坏的文化能使好制度腐烂，但好的制度也可以催生好的文化。
    总结起来说：如果我们真想知道腐败的真正原因，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抵挡住任何美好愿望的诱惑；然后，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做不到这个“双重分开”，正是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腐败研究依然混乱不堪、不可自拔的原因。
    在分析腐败原因和对策的时候，还有一个“地缘规模因素”经常被提起。它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弹丸之地，规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缘规模论跟其他三种理论一样迷人，但也错得一样不幸，因为海地的规模也小，可腐败的治理却一塌糊涂。
    腐败的原因肯定与民主、法治、文化、地缘等4个因素藕断丝连，但谈地缘因素是为了提出一个判断：当我们过分强调民主法治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地缘文化因素就似乎作弄人似的开始发力；反之，当我们过分强调地缘文化因素作为腐败的原因时，民主法治因素也好像作弄人似的开始做功。如果民主法治对人类来说是主动一些的，地缘文化对人类来说是被动一些的，那么，这两对主被动的因素之间，就似乎存在某种张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边，另一边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张力现象”包含一个“时点问题”：在历史的什么时点上，人类主动因素的作用可能开始超过被动因素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可以提几本书：维科在1725年的《新科学》、摩尔根在1877年的《古代社会》、波普1957年的《历史主义的贫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戴蒙德1997年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2005年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还是成功》、泰恩特在1988年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兰德斯1998年的《国富国穷》、诺斯2009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等等。
    “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叫“路径依赖”的重要观念，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叫“习惯成自然”，它描述的，是诸如有些地方靠右开车、有些地方靠左开车这样的社会习俗，理论上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一旦“路径依赖”形成，改变起来各种费用就非常高。
    “张力现象”、“时点问题”和“路径依赖”给探索腐败原因的启迪是：腐败的原因和相对程度，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某种独特组合”。这就是关于腐败原因的“制度文化组合论”。具体分析涉及贪欲强度、公权范围、公权制约度、文化环境、文化规则等5个方面（将另文专述）。按照这个理论，人们不应以地缘文化为理由，反对民主法治变革；也同样不能以为，民主法治变革能够脱离文化改造而制住腐败。
    把腐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分析分开，这一点现在好理解，但为什么又要再把对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与操作分析分开呢？这涉及到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在进行反腐的对策分析时，我们通常假定存在一双“上帝之手”，反腐的一切运作都能够无摩擦、无费用地进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理念，现实的操作不可能如此。现实不理想，那这为什么会是腐败治理中最难的一点呢？
    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所以，当你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没有治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突然间“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起来，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不仅对他们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
    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其实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文化的惯性所淹没，廉洁就这样被混掉了。一个社会的廉洁，最后就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突变。但是，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败可以出口，廉洁却难以进口。社会的病要比人体的病难治得多，这也算是人性弱点的可悲之处。